瑞士的國家認同危機，只是記者與政治家「想像出來的疾病」-落落寡合网

文：Markus Somm

如果記者（有時也包括歷史學家）想讓自己變重要，瑞士他們便開始高聲談論我們國家的國的疾認同危機。這聽起來高大上，家認機只記很嚴肅，同危所以，與政在我25年的想像記者生涯中沒少用這招：人們抱怨、控訴，出來甚至預言：瑞士馬上要完啦，瑞士然而時光一晃就過去了好幾百年。國的疾

瑞士的國家認同危機，只是記者與政治家「想像出來的疾病」

滅亡終究沒來。家認機只記我不禁問自己，同危這些記者和歷史學家們寫的與政莫不是自己？難道我們，或者更寬泛點說，想像知識份子不就是出來那個永遠搞不清狀況、不知道自己是瑞士誰的傢伙嗎？

瑞士的國家認同危機，只是記者與政治家「想像出來的疾病」

老實說，誰相信那個住在羅曼斯霍恩（Romanshorn）的高中女教師、在尼永（Nyon）工作的理髮師，還有在格勞賓登州斯坦帕（Stampa）山溝溝裡鼓搗農用機的機械師，會不知道瑞士是什麼、瑞士應該是什麼樣子？

瑞士的國家認同危機，只是記者與政治家「想像出來的疾病」

瑞士是一個讓你每月按時拿到工資的國家；是一個火車如稅收帳單般準時準點的國家；是一個即便你宣稱「瑞士是不存在的」，也不會被關進監獄的國家。在1992年的塞維利亞（Sevilla）世博會上，藝術家沃蒂埃（Ben Vautier）就是這麼做的，他的作品僅僅是用潦草的字體寫下了這一句話。

如果說有一幅畫讓瑞士變得有名，那麼可能就是這幅爭論其是否存在的畫了。為什麼？因為所有人都會哧哧一笑，他們知道這位藝術家不僅僅是誇張，更是在講無厘頭的東西。可又透著那麼點可愛，彷彿在說地球是平的，而他又有著讓人欽佩的勇氣，不怕被當成是精神病院裡的神經病。

解體的世界，無恙的瑞士

當然這位藝術家的戲不止於此，某些心情不好的右派政治家會迎合他、過分重視他。其原因可能在於，當年有些人正面對「要坍塌的世界」，具體點說就是：蘇聯的解體和柏林圍牆倒塌，讓他們感覺到了不適。

但這些與瑞士有很大的關係嗎？當然沒有。關於瑞士，並無爭議，人們爭論的是右翼政黨的主導權力。右翼人士極為不安，因此自願讓出了一些權力，其實本沒有必要讓出這麼多：右翼黨派因為怕死而自殺。

如今又有記者或政治家重新挑起這一話頭：我們不知道是什麼構成了瑞士，瑞士又該如何發展。他們只不過是用「認同」這碗濃湯掩蓋了一個自己不能放手的問題：如何讓瑞士人加入歐盟？

這又是一個與他們自己的認同問題相關的關注點，而不是這個國家大多數公民的心中所想。這是一種菁英的痛苦，一種自我選擇的、樂於承受的痛苦，他們又創造出一項新任務，感覺自己又有力量了！什麼是瑞士？海爾維第亞，你往何處去？他們獨享誇張、抽象的焦慮，其他人可還要早起幹活呢。這是政治從業者，簡單來說就是出版家、人文學家和一部分政治家的替代性意識形態。

回到從前

當社會主義陣營土崩瓦解之時，首先受到衝擊的其實是左翼，因為所有的左傾烏托邦似乎都要化為烏有了。他們曾多愛這場革命啊，即便要用上永遠的虛擬式。對許多愛思考的左派來說，歐洲的統一計劃來得正是時候，為這些無家可歸的靈魂提供了新的精神家園。

還有部分右派政治家也認為自己失去了什麼，並同時鼓起了幹勁。如果說那時的親歐洲力量很明顯，那麼開放的時代只是表層原因，其實質是人們在挽回歷史：基督教民主人民黨早就開始忍受選民的流失，天主教的氛圍年復一年地枯萎，彷彿上帝已經永遠地放棄了它的信徒。

所以這個圈子迫切需要一個新的學說，而加入歐盟就是其中比較亮眼的一個，此外：歐盟不就是那個天主教的、且超越國家的計劃嗎？

看看《羅馬協議》下歐盟的旗幟，上面的（12顆金星）環不正是受到了聖母瑪利亞的啟發：這不可能與羅馬天主教無關。換句話說，人們得到了一個一脈相承的新任務：要在政界守護天主教。

而最終自由民主黨步履蹣跚，他們像贏得了所有回合卻依舊感覺被踢出局的拳擊手，曾經的國際主義少數派變為了主流。那些早年間在自由民主黨內沒什麼話語權的傢伙，突然搖身一變成為了未來。自由民主黨也不得不屈從於這一新時代的空想，雖然他們無計可施，只能把瑞士塑造成陷入混亂的模樣，好像它的公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護照是從何而來。

想像中的疾病

當然這些都是胡言亂語，過去是，現在也是。在外交政策上我們依然要討論諸多問題：什麼是與歐盟保持的最佳距離？如果歐洲再次爆發戰爭我們該如何自處？我們到底需要怎樣的中立？那些大國的意願又如何？

這些都不是新問題，而是幾百年來一直盤旋在人們心中的謎團，它既沒有威脅我們的存在，也沒有干擾我們的認同。正相反，瑞士這個沒有統一文化、共同語言和同一宗教甚至沒有自然邊界的國家，正是憑此應運而生：沒有人能夠定義它。但人人都能感覺到自己就是瑞士人，雖然說不上原因。

本文經《Swissinfo瑞士資訊中文》授權轉載，原文發表於此
原標題：瑞士并不存在认同危机